第二章 世俗与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于1951年进入西藏之后，那里发生了什么呢？当年订立的协议为达赖喇嘛的统治提供了表面上的自治，但是却给了中国军事控制和开展外交关系的专权。中国人还被允许直接参与西藏的内部管理，以便“推进社会改革”。政府最早期的改革包括降低高利贷利率、修建了几家医院和几条公路。开始时，他们的改革进展得很缓慢，主要是依靠说服以便能有效地开展重建。贵族或僧侣的财产没有被充公，封建领主可以继续统治他们世袭领地内的农民。“正好跟西方世界普遍想法相反，”一位观察家指出，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展现他们对西藏文化和信仰的尊重。”[注25]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藏领主和喇嘛已经见惯了中国的变迁，他们跟蒋介石委员长及其统治着中国的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注26]他们需要国民党政府的批准来确认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挑选。目前的14世达赖喇嘛第一次在拉萨被任命的时候，根据西藏几个世代的传统，是中国的武装部队和一位出席任命仪式的中国部长护送的。50年代初，让西藏领主和喇嘛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后来的中国统治者是共产党人。他们害怕的是，共产党将强制实施集体主义的平等制度，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问题在1956年到1957年期间爆发，西藏武装分子袭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藏部队。这次叛乱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包括军事训练、尼泊尔的驻扎支援，并援助了大量的空投物资。[注27]与此同时的美国，美国自由亚洲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a Free Asia），一个中情局支持的组织，大力地宣传此次反叛。达赖喇嘛的兄长Thubtan Norbu在该组织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达赖喇嘛的二哥Gyalo Thondup早在1951年就与中情局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随后他把这种中情局的合作升级为军事合作关系，并把训练人员潜送回西藏。[注28]
很多中情局训练后派回西藏的突击队员和特工都是贵族或者领主的子弟。根据中情局自己的一个相关报告，90%的人员都就此杳无音讯了，这意味着他们大多被捕和处决。[注29]“很多喇嘛和上层分子以及西藏军队参加了本次叛乱，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并没有动作，这决定了本次叛乱的失败。”Hugh Deane[注30]曾写道。在另一本讨论西藏的书籍里，Ginsburg和Mathos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根据已知的事实，拉萨和附近地区的大多数人民都没有参加这场叛乱，不论是在最开始还是叛乱中。”[注31]最后，叛乱被粉碎了。
1959年以后随着中国人的进入，不管他们给西藏带来了什么灾难和新压迫，但他们确实废除了奴隶制和剥削性质的西藏农奴制。他们废除了大量存在严重剥削的税收，发展劳动项目，尽力减少失业和赤贫人口。他们建立了世俗学校，打破了被僧侣们垄断的教育系统。并且，他们还在拉萨兴修水利、电力系统。
Heinrich Harrer（后被揭发曾在希特勒近卫军中任职）写作了一本畅销书，描述了他在西藏的经历，并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他笔下的西藏反华分子“大多都是贵族、小贵族和喇嘛；他们被惩罚进行地位较低的工作，例如修筑道路和桥梁。更为屈辱的是他们被强制在观光者到来之前进行城市清洁工作。”他们还被安排在原来给乞丐和流浪者居住的房子里——所有的这些，都被Harrer引为中国人进驻后的可怕的不法行为的证据。[注33]
1961年，中国当局没收了领主和喇嘛的财产。他们把上千亩土地分配给了租户和无地的农民，并组织了若干公社……曾被贵族占有的牧群，成为了穷牧民管理下的集体财产。畜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随着灌溉系统的完善，各种蔬菜和新品种的小麦、大麦被引进，所有这些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兴旺。[注34]
尚持有宗教信仰的农民还是会向会向僧侣们施舍。但是自小被征入寺庙的僧侣们可以自由的放弃这种宗教生活，事实上有上千人放弃了僧侣身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其余的僧侣们从政府部门可以领到适量的津贴，通过一些祷告工作、婚礼主持和葬礼仪式可以得到额外的补助。[注35]
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最小的兄长Tendzin Choegyal声称：“超过1,200,000的西藏人，因为中国的占领致死。”[注36]根据官方195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镇压前6年——西藏当时的人口数为1,274,000。[注37]而另一份人口普查数据则认为西藏人口大约为2,000,000。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杀害了1,200,000名西藏人，那就相当于将西藏人赶尽杀绝，西藏就会杳无人烟，成为了死亡之地——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证据证明。即便是什么别的都不干，分布于西藏各地的零散中国势力也是没有办法集中这么多藏民，并杀害他们的。
中国当局称已经废除了鞭笞、残害和截肢这样的犯罪惩罚方式。但是，他们自己却被指控对流亡的藏民犯有暴行。当局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1966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迫害在中国和西藏都达到高潮。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叛乱以后，数千名的藏民被羁押。大跃进期间，劳动集体化和农业经营方式被强加于西藏农民头上，有时这给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放松管制“并试图弥补这过去的二十年来造成的伤害。”[注38]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改革，报道称这是为了把西藏变为自治地区。西藏人自此可以种植自留地，处理丰收的余粮，自发决定种植种类，拥有自己的牦牛和羊群。与外界的联系被合法化，边境管理放松，允许藏民自由探访流亡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亲属。[注39]20世纪80年代期间，大喇嘛们开始往返中国和其他海外流亡社区，“以修复西藏的寺院，并帮助他们复兴佛教。”[注40]
直到2007年，西藏佛教还被广泛的传播，并被官方允许。宗教朝圣和一些形式的礼拜在规定范围内被允许进行。所有的僧侣们都被要求签订保证书，称自己不会利用宗教手段来散布分裂主张和不同政见。展示达赖喇嘛的图像被认为是非法的。[注41]
20世纪90年代，占中国人口95%的汉族人开始大量涌入西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街上，汉族殖民的标志随处可见。中国人拥有工厂和大量商店和摊位。高耸的办公楼和大型商业中心被建立起来，动用的资金原本可以在水利工程和住房建设上得到更好运用。西藏的中国干部认为他们的藏族邻居落后懒惰，需要进行经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西藏政府内部，被认为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分子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再次掀起。因为搞分裂活动和“政治破坏”，一些藏民被拘禁、关押、强制劳动。一些人被行政拘留，却不提供食物、水和防寒物品。他们还遭受威胁、鞭打和其他虐待。[注42]
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教育，在学校里并没有被重视。尽管使用藏语教学，但是所教授的内容大都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家庭规定允许藏民家庭拥有三个孩子。（在中国汉族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另外农村规定汉族家庭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话，尚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如果一个藏民家庭违反了三个孩子的规定，超标的孩子不能享受照顾补贴、健康保障项目、住宅补贴和教育权利。这些处罚条例被地方非法强制实施。[注43]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相关规定在中国进驻前，藏民从未听说过。
对富裕的喇嘛以及领主来说，共产党的介入无异于一场无法化解的灾难。大多数人逃往海外，就像达赖喇嘛他自己一样，他的逃亡得到了中情局的帮助。一些人惊恐的发现，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工作。但是，部分人摆脱了这种命运。根据美国国务院1998年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每年西藏流亡社区都会从中情局得到1,700,000美元的拨款。事情真相公布以后，达赖喇嘛也发表声明称自己在60年代曾接受中情局数百万美元的援助，用以输送武装的流亡分子来破坏毛泽东的革命。达赖喇嘛每年从中情局得到的资金为186,000,000美元。印度情报局也资助了他和其他的流亡者。但他拒绝承认自己和兄弟是否为中情局工作。中情局也拒绝回答。[注44]
1995年，北卡罗来纳州的《拉里新闻和观察者报》（the News & Observer of Raleigh）在头版刊登了达赖喇嘛与反动的共和党议员Jesse Helms拥抱的彩色图片，标题为《佛教徒抓住了维护宗教权利的英雄》（Buddhist Captivates Hero of Religious Right）。1999年四月，与Margaret Thatcher、教皇乔治保罗二世、老George Bush一道，达赖喇嘛呼吁英国政府释放在英国访问的Augusto Pinochet，这位智利前法西斯独裁者，美中情局长期客户。达赖喇嘛怂恿Pinochet不要迫于局势，前往西班牙接受关于反人类罪行的审判。
进入21世纪，通过美国国家民族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和其他一些名声比中情局要好的机构，美国国会每年继续向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援助2,000,000美元，并给在西藏流亡社区内部进行“民主活动”的分子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拨款。除此之外，达赖喇嘛还从金融家George Soros那里获得资金。[注46]
无论达赖喇嘛和中情局以及其他的反动分子有何瓜葛，他常提到和平、爱和非暴力。因为在25岁的时候便开始流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西藏过去的残酷统治而遭受非议。1994年的一次采访里面，他支持在他的国家里修筑铁路，建造学校。他称农奴制度（有工无酬）和施加于农民身上苛刻的税收都是“错误的”。他也不赞同一代又一代人被债务压垮。[注47]在生活于西方世界的这半个世纪里，他接受了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思想，这些在旧西藏里是从没有过的。他甚至提出在西藏执行民主，拥有宪法和代议制组织。[注48]
1996年，达赖喇嘛发表了一项声明，在流亡社区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声明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道德原则上的，而资本主义关心的只有收入和利润。”马克思主义支持“对生产资料平等的所有权”，关心“工人阶级的命运”和“受剥削的受害者。援引以上理由，这种制度更吸引我，并且……我想我自己也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佛教徒。”[注49]
但是他还安慰了“那些富裕的人们”：“富有是件好事情……这是善行所结的果实，是过去慷慨的回报。”对于穷人，他告诫道：“没有任何理由支持嫉妒并反抗富有的人们的行为……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2005年，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相呼应，达赖喇嘛联合另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一项广为传阅的联合声明，称建立工会以保障权益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声明陈述，在不少国家“这项基本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某些国家里这些行为被明确的禁止和残酷的镇压”。缅甸、中国、哥伦比亚、波斯尼亚和一些其他国家被作为反面教材特别提到。甚至美国也“没有充分保护工人建立工会、讨价还价的合法权益。数百万的美国工人缺乏建立工会的法律保护……”[注51]
达赖喇嘛还十分反对传统中禁止西藏的尼姑接受教育的规定。在刚开始流亡的时候，没有几个尼姑会读写文字。在西藏，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整日的祷告和吟唱。但是在印度北部，她们开始阅读佛教经典，参与宗教学习和辩论，这些活动在旧西藏只有和尚才可以参与。[注52]
2005年11月，达赖喇嘛在斯坦福大学作《非暴力之心》（The Heart of Nonviolence）的演讲，但是并没有谴责所有的暴力。他认为，那些为了减少未来的苦难而行的暴力行为不应该被谴责，并援引了二战为保护民主而生的例子。在伊拉克进行的四年的屠杀和破坏行为，这场被大多数国家非难的战争——即便是保守的教皇也如是评价——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该如何看待呢？达赖喇嘛并未下定论：“伊拉克战争——现在就评价其对错，为时过早。”[注53]早些时候，他曾发言支持美国军队介入南斯拉夫事务，以及随后还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