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记得成龙大哥卖力抗龙船的广告，我们应该还没有遗忘汾煌可乐。这个来自广东，在上世纪末与非常可乐一起挑战洋可乐的民族品牌曾经以高过可口可乐6个百分点的广告投放率，让国人心头一震，然而随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2003年8月，来自华中的一则报道称，汾煌集团一项投资额达6个亿的项目协议在武汉吴家山台商投资区签订，从最初招商到落笔签字历时三年。这三年，正是汾煌可乐败走麦城的三年，汾煌是否又集聚了令人惊叹的爆发力？还是仅仅一场作秀？或是一次努力挣扎？
当我们静静回首汾煌的历史，在低谷徘徊的汾煌和它不断拉长的战线，竟给我们一种不是滋味之感，犹如当年汾煌姜味可乐带给我们有点怪的滋味。
“流星”汾煌命运未卜
汾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在小食品业极为发达的庵埠镇曾经是坊间传说的“四大家族”之一。在公司简介里，这家创办于1986年，最初叫美味食品厂的企业，经过“十五载的春华秋实，从传统的加工、制作大众休闲食品的小企业，发展成为跨越食品、饮料、生物保健、药品和包装五大行业，集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的高新技术企业。”不过，时过境迁，这样描述却有点像皇帝的新衣。尽管在内地许多地区，汾煌还保有大企业名声，旦在其根据地潮汕，政府方面已经开始低调地对待有关汾煌的宣传报道。尽管汾煌依然是榜上有名的“知名企业”，老板林顺和还是潮安县人大常委，而汾煌集团，已经颇有英雄暮年之势，甚至被戏称“熊猫企业”——需要保护，不能死掉的企业。
在人们的记忆中，汾煌最惊艳的亮相还是世纪之交籍由打“可乐”牌掀起的一场宣传攻势。至今，在汕头潮汕路，人们还能看到国际巨星成龙为汾煌可乐拍摄的龙船路牌广告。只是物是人非，当年据说曾经运来整车可乐在汕头搞赠饮促销的汾煌集团，似乎被“水”改写了命运。
崛起：期待“后可乐时代”
在汾煌进入饮料行业之前，做肉丸子出身的老板林顺和与弟弟林兴和、杨映和，以及一位叫胡锐程的工程师，借当年庵埠凉果等小食品工业蓬勃发展之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共同建立起汾煌的小食品王国。在做汾煌可乐之前，胡锐程开发的汾煌旺仔棒棒冰更让汾煌赚到盆满钵满，资本成倍膨胀。当时老板林顺和手中已经掌握了上亿元的资金。而汾煌也不能再满足于在小食品行业里打转。用当年身为汾煌投资总顾问的深圳金必得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沈青的话说，汾煌决策者认为做小食品的企业永远将停留在小企业的层次，要成为大企业就要做大宗产品，因而看中了当时叫得最响的碳酸饮料——而后来的发展证明，进入饮料行业不过是汾煌跨向其多元化梦想的其中一步。
汾煌进入饮料行业的动作是迅速的。据称，汾煌专门在1997年委托调查公司调查国内碳酸饮料市场“战况”，遂在次年入场搏杀。而现在供职汕头博士后科研基地的汾煌食品工业股份公司前任行政总监杜万山先生说，这个项目事实上没有经过太多的论证，当时汾煌决策层参观了非常可乐之后，发现这并不是一件难做的事，而且取得了一份据称来自古巴的姜味可乐配方，与当地政府有关官员“聊聊”之后，便在1998年拉资金，上项目。在1998年，这对于手里有钱，而且深得地方政府和银行支持的汾煌公司而言，在操作上并不是一件难事。
而作为汾煌当时的营销策划顾问，沈青也主张通过做饮料产品的策划，把“大企业形象”树立起来。最初的盘算是，趁国内碳酸饮料业老大尚未出现，“借力打力”，借助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的影响做大汾煌可乐的影响力，从而迅速把汾煌企业的形象树立起来。
1998年，汾煌首先在顺德找到代工企业开始生产可乐，几个月后开始引进半自动和全自动的生产线，两年间先后建起的生产线在潮安有2条，成都5条，天津1条。1999，汾煌可乐仅向华东制罐总厂就提出了０．５亿只２５０ＭＬ易拉罐的年需求量。
与此同时，汾煌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广告推广。资料显示，这一年，汾煌可乐仅电视广告投入费就超过1.5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饮料广告费用的23％，超过可口可乐广告近6个百分点。汾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市场动作是委托金必得公司在当年春季成都糖烟酒会上用长38米，高18米，宽6米的亚洲第一龙船——汾煌号推广品牌，投入也有200万。仿佛在一夜之间，汾煌可乐与同年进入市场的非常可乐，成为国内叫板洋可乐最“牛气”的两个代表。
据曾在汾煌可乐公司负责生产与销售工作的曾先生介绍，当时汾煌的每条可乐生产线在正常情况下的生产能力是每分钟300罐。换言之，8条生产线每天正常开工8小时，可以生产115.2万罐可乐。根据给经销商30元一箱（24罐）的价格，产品全部销售出去的话，一年销售额可达到5.256亿。而可乐公司执行总裁杨映和对媒体宣称的1999年度数据更高达每天销售15万箱，半年销售总额4亿元。汾煌可乐迅速成为汾煌集团的拳头产品，其销售额占到汾煌全部产品销售额的60%以上。鼎盛时期，汾煌可乐跻身国内可乐四强，以8%的市场份额跟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非常可乐之后。以口味差异为市场诉求点的汾煌可乐甚至期待着开创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后可乐时代”。
彼时，汾煌的棒棒冰、麦片、雪梅等产品也一样畅销。洛阳王城糖酒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新伟说，仅其代理的洛阳地区，曾经有过一个月从汾煌运出6辆10吨货车“汾煌雪梅”的记录，汾煌系列产品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600-700万。而据《中国食品报》的统计，在2000年，汾煌雪梅以1471.8万元高居国内干果食品电视广告投放首位，占行业总投放的23%，可谓气势如虹。汾煌可乐作为一面新的旗帜，带动整个汾煌企业的发展势头，确实令人目眩。
退败：进入“可乐后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势头并没有保持太久。
2000年10月下旬，甚少抛头露面的汾煌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林顺和来到成都，在“邀请世界500强部分企业，国际知名人士、港澳台知名企业、全国排名前100位的著名企业以及各行业代表性企业，西部各省（市、区）排名前5位的企业”参加的2000中国西部论坛上，发表题为《流年似“水”》的演讲。在这篇题目有些忧郁的简短讲话中，时年35岁的汾煌领头人，撇开小食品业不谈，而为他的企业王国扯起了“饮料工业”的大旗。只是，对于两年前粉墨登场的汾煌可乐能否高歌猛进，林顺和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尽管他宣称“中国已经容纳并将继续容纳一切为我所用所需的东西”，但在描述中国民族饮料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林顺和隐隐流露出与1998、1999年一掷千金激情进军碳酸饮料工业颇为不同的心情，谨慎而忧患：
“表面看来中国饮料厂家以对水的开发而积累了资金、开拓了市场、创造了需求，从而成为中国市场中除了家电产业和信息产业之外又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其实这里面大有苦衷！大环境的恶化和至今拯救不起，更加重了饮料工业界对这一苦衷的感受。可能很少有谁起步的时候，是借助了由水赚来的资金以求发展的。过去的积累流进了"水"中，是追求也是一种无奈……”
这让人联想到汾煌当时的处境。进入2000年，汾煌虽然在四川继续追加至少6000万的投资，新建饮料生产线，但汾煌可乐的宣传攻势已经明显弱化，广告甚少，在全国的销售下滑，新推出的碳酸饮料品牌“欢乐园”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实际上，1999年仅电视广告花掉的1.5个亿就足以将汾煌一年的纯利润吃得干干净净，品牌策划泡沫之下，汾煌决策层似乎忘掉了自己辛辛苦苦积累来的资金并不能这样来烧。而雪上加霜的是，市场对所谓“后可乐时代”的姜味可乐并没有大方接纳，到了2001年，汾煌可乐在广东潮州的大本营已经基本没有什么生意，处于半停产的状况。曾先生说，2001年的时候，几乎无班可上，他便是这一年离开汾煌得。在宏观层面上，汾煌前行政总监杜万山说，零点调查公司曾经对占据国内可乐市场前四名的可乐产品广告投入及收效作了一个细致的报告，结果显示，汾煌的广告投入最多，而收效却是最小的。
可想而知，在没有更出色的替代产品出现时，60%的销售收入源来势衰竭，汾煌企业的发展势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逆转。巅峰时期曾经拥有近万名员工队伍的汾煌集团，人员锐减到一两千人。今天，汾煌产品只有在四川等几个片区仍保持相当的销量，在本土和其他地区也只是个别产品好卖。而汾煌可乐几乎不见踪影。座落在潮州市潮安县潮安大道中段的汾煌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大楼已经了无人气，如仓库般只有三两个保安守着堆积的货物。——可叹的是，这些囤积，据杜先生说，很多也是汾煌可乐扩张时期投资败笔的遗果：原本在广州收购花城汽水厂，打算在当地直接生产销售汾煌可乐，结果却要运回根据地潮州来卖。而本地凉果等小食品的生产销售在行业整体颓势下也不如人意，知情者透露，收入甚至不足以“偿还利息”。
汾煌未能如愿以偿成为饮料业巨子。难道真是“过去的积累流进了‘水’中”，又打了水漂？事实上，汾煌并没有消亡。曾在汾煌集团公司旗下汾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陈先生说，2001年时，公司出产的“天天快乐”酸奶，每天10万包的产量仍然供不应求，乃至货款到帐却无货可发。仅一年时间，生产机器就由8台增加到了3、40台。可是，这跟汾煌前前后后上的100多个项目一样，产出弥补不了投入。显然，在“涉水”两年后，号称“在全国的投资逾几十亿元人民币，拥有土地面积几百万平方米，现代化设备生产线逾百条，汾煌、端药、蒂纳尔、诺奇、旺仔等品牌”的汾煌集团从鼎盛时期迅速退败。
当年林顺和曾希望以口味独特的姜汁可乐开创“后可乐时代”，而眼下的现实是，汾煌进入了它的“可乐后时代”——一个以汾煌可乐为转折点的低走时代。如沈青说，汾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结构调整，要把过去发展中沉积弊端的方面调整过来，再确定好发展方向。但林顺和的做法是在事业开始下坡时将汾煌在潮州的各个项目拆开承包给家族成员、员工或者有兴趣的其他人，而不是整合资源，竟有些放任自流的味道。“可乐后时代”对汾煌企业意味着一个暂时的低谷，还是一次不可逆转的颓败过程？汾煌终究能否走出“流星企业”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