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黄晴先生的短文《强权政治的造势之论》。文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现在国际上流行着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说当今世界上有一些“失败国家”，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权利，只会对别国构成威胁。该文对“失败国家论”没有介绍更多，所以我们无从窥见其论点、论据、论证的全貌。作者对这个理论的推演甚多，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推演几乎全都站不住脚。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失败国家”？这是问题的关键。黄文没有正面回答“有”还是“无”。可是从其上下文来看，他是不承认有所谓“失败国家”的。他反问：“对‘失败国家’如何定义？谁有权来下定义？”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简直是现代政治的常识。那些有政治理想的公民不得不跑到国外寻求政治避难的国家，那些没有政治理想，只一门心思想过好日子的国民不得不偷渡到别国的国家，那些内政一塌糊涂，民不聊生，还要姑息纵容恐怖主义到国外到处生事的国家，不是“失败的国家”是什么？失去民心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被国民抛弃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美国没有权力为“失败国家”下定义，联合国也没有权力为“失败国家”下定义，有权力下定义的是它的国民，这是很简单的。个案是明摆着的，1949的中华民国，不就是道地的“失败国家”吗？中国人民厌弃了它，美国想扶它都不扶不起来，想把它定义为“不失败的国家”都不行。
　　黄文还将“失败国家论”与德国纳粹联系起来，说纳粹“是对人类种族进行‘优劣’划分”，“失败国家论”则是“对国家进行‘优劣’划分”。种族有没有“优劣”，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价值指向问题。我们现在连动物、植物都保护，都“一视同仁”，都视作地球村平等的居民，同是灵长类的人类岂可再分什么“优劣”？国家则全然不同，国家是有明确的‘优劣’之分的。仍然以1949年的中国为例，你能说苟延残喘的中华民国与如朝日之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优”吗？你能说袁世凯的民国与孙中山的民国一样“优”吗？你能说1978年到1988年的中国与1966年到1976年的中国“劣度”一样吗？
　　黄先生还说：“国家是民族和文化的集合体，‘失败国家论’实质上也隐含着‘失败民族论’和‘失败文化论’。”其实国家与民族和文化的关系远没有这么简单。有些时候，国家恰恰是民族最大的敌人，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比如晚清政府，它已经完全堕落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出卖者，朝廷上下富集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而，作为“失败的国家”，晚清政府只代表它自己，决不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
　　黄先生说，“失败国家论”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违背”，国家平等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等等必将因此而“荡然无存”。笔者认为完全相反。1972年，“中华民国”被从联合国里赶了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合法代表，你怎么解释？“中华民国”为什么被赶出来？难道是因为它太“成功”，所以被赶出来了吗？因此，如果说“失败国家论”包含有应当及时将“失败国家”清理出联合国的意思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不仅不是对国家平等、国家主权等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公然违背”，反而是对国际法准则最大程度的遵循和发扬。一个被自己的国民抛弃的“失败的国家”，一个“失道寡助”的国家，其统治在国内本已失去合法性，比如1949以后的“中华民国”，岂有仍然在联合国里滥竽充数代表其国家民族之理？
　　笔者甚至建议，联合国应该重新审查会员国的资格，合格的保留，不合格的剔去。何以言之？因为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创立的，当时的各会员国政府，要么是经过国民投票选举出来的，要么是经过战争选举出来，基本上能代表当时的民意。多说几句战争选举。比如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中国人民以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几十年战争这种形式“选举”出来的，虽然未经全民公决，可是其民意上的合法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后来，亚非拉的许多新生国家都是经过“战争选择”产生的。　　　　
　　联合国成立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是许多“战争选举”产生的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当初该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时在民意上是合法政府，五十多年以后，其合法性如何？它还得民心民意吗？它们国民当年的一次“战争选举”能给其政府带来五六十年的合法性和有效期吗？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像这样的联合国成员国，其主权的合法性早就出问题了，其政府早就超过有效期了，它们根本没有资格享受联合国成员国的平等待遇。这样的“主权国家”理应被剔除出联合国。联合国主权国家的地位也不能搞一劳永逸制，不能搞“国家终身制”。
　　黄先生担心：“失败国家论”若大行其道，“国际社会势必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前已提及，“失败国家”的逻辑究竟如何，黄文并未多说。仅就现有的信息判断，笔者认为，“失败国家论”只是指出世界上存在有这一类型的国家，正如指出世有“失败的人生”一样，与“弱肉强食”并无必然联系。指出世有“失败的人生”这个现实，并不必然包含“大家快来吃这个失败的人”的含义；相反，很可能包含“大家都来帮助这个失败的同类吧”的意思。我想，指出“失败国家”这个现实，用意也不过如此，未必就是驱国际社会入丛林。
　　黄文的另一个担心是“失败国家论”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无政府状态”。这个推论更是匪夷所思。将“中华民国”这个“失败国家”赶出联合国“引起无政府状态”了吗？赶走“失败的政府”，自有“成功的政府”出来主事；否定了“失败的国家”，自有“成功的国家”替代之，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思。国家不是血缘的爹娘，只有一个；国家是一件衣裳，不合国民心意的，扔掉就是。谚所谓“离了张屠户，不吃连毛猪”，“失败的国家”垮台了，就没有“成功的国家”新生了，顶替了，就世界范围内“无政府状态”了，真不知这些结论都是怎么得来的！
　　黄文不足千字，可是几乎每一句话都缺乏普通常识和现代政治常识，缺乏论理文章应该遵循的基本逻辑，整个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为“失败的国家”帮腔说话。按说现在我们中国是“周虽就邦，其命维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本应该竭力鞭挞“失败的国家”，为这个世界“除残去秽”，可是我们媒体上的国际言论却总是散发着腐败的气息，为国际上落后、愚昧、颓废的势力张目。个中究竟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最重要原因是：这么多年来，国际问题上一直是“外事无小事”，搞“一言堂”，普通公民没有养成思索国际问题的习惯，普通报刊言论作者没有就国际问题发表看法的自由，以致于那些拥有国际言论话语权的许多所谓专业人士在媒体上发表的许多言论，连起码的逻辑都讲不通却懵然不知，自认为卓见。
　　这个坏处可就大了，它很容易导致国人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失去方向感。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9·11事件之后，许多中国的大人和孩子为恐怖主义行为拍手叫好。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可是一贯在国际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国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与政府的外交口径大相径庭？原因无他，我们媒体的国际言论一向在国际是非上缺乏常识，缺乏逻辑，久而久之培养出数不清的一旦大事降临却毫无现代国际政治方向感的愚昧、野蛮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