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近日在搜狐上关于人命的讨论，我再为大家翻译一篇寇森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的专栏。所谓干细胞研究，据我不完全了解，是从干细胞（Stem　Cell)发展再生人体组织器官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但有科学家坚持必须用胚胎的干细胞；这样就必须堕胎婴儿，也就是杀死胚胎。也有很多科学家在积极发展成人干细胞研究而且有很大进展。成人干细胞可通过表本取样得到。文中提到的克里斯托夫.里夫（Christopher　Reeve)曾在《超人》系列电影中演出超人，90年代遭遇大车祸而下半身瘫痪。关于于查尔斯.寇森，请参见拙译《资本主义的三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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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听证厅里，克里斯托夫.里夫在就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作证。他坐在轮椅上，通过呼吸器呼吸，这位前超人影星看上去令人同情。然后有人问了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杀一个人救一个人符合伦理吗？胚胎干细胞研究到底是在毁掉一个生命哪。
里夫说：“我以为政府的职能就是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多数的利益。”议员们纷纷点头。
很显然，他们不完全明白。如果政府真的拥抱“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多数的利益”，里夫本人可能已经死了。毕竞，里夫的治疗，医生，助手，电子轮椅，花费了上百万的美元，这些钱完全可以使成百的贫困儿童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
当然，里夫本人能负担得起。如果政府采用他的“最大多数的利益”建议的话，他还能幸运地活下来。但是他还在要求纳税人花上百万来研究脊椎，考虑到绝大多数美国人需要的是免疫苗而不是治疗瘫痪，“最大多数的利益”政策岂不应当把稀缺资源用在免疫苗而不是瘫痪研究？
里夫的观点是普林斯顿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的附和，也就是典型的道德实用主义。辛格认为道德没有绝对标准，而某种行为的可行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增加世界的快乐总和。
比如，辛格认为父母亲不应在他们生命垂危机的孩子身上花费昂贵的治疗手术，而应把钱花在非洲挨饿的儿童上，这样能增加世界的快乐总和。辛格嘲笑传统对生命的尊重，认为有些人，比如说得脑膜炎的婴儿，根本不能算是“人”。他认为父母亲应有权杀掉自己残障的新生儿（因为一个健康的婴儿会有更快乐的人生），对久病，年老痴呆，或给别人带来负担的人实行安乐死。
这就是里夫所倡导的“最大多数的利益”理论。我在想他是否知道，在辛格进入普林斯顿的第一天就受到“还没死组织”（Not　Dead　Yet)的游行抗议。这群人像里夫一样，终生要在轮椅上度过。与里夫不同的是，他们完全知道辛格的最终教义是实现“社会负担”的安乐死。
辛格的理论还会带来一派混乱和可笑。他摈弃人的独特，称划分人与动物是“种属主义”（Speciesism)。这样，他称兽交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甚至非基督徒也对此瞠目结舌。（在最近一次公开辩论中，我的同事Nigel　Cameron质问辛格兽交流需不需要先征得动物的同意时，他就捉襟见肘了。）
在道德实用主义里，我们看到于基督教信仰的格格不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并且给以独特的道德标准。如德蕾莎修女所说：基督教信仰是反统计数字的（anti-statistical)。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内在的，而不只是外在的价值。这意味着杀一人来救一人永远都不正确。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辛格。神学家弗兰西斯.萨一弗(Francis　Schaeffer)早就告诉我们去把世界上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哲学顺着他们延伸下去，直到达符合他们逻辑的反常可笑的结论。辛格正在做茧自缚。
像干细胞研究这类关乎生死的问题会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不击败道德实用主义，那么今天让我们毛骨悚然的政策可能有一天就只会让麻木不仁的我们耸耸肩而已。那时，“最大多数的利益”真的成为我们的政策时，里夫等就会有极大危机--而且下去就会轮到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