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heryu - 2008-4-14 8:04:00
慈悲的封建：西藏迷思
本文（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媒体评论家迈克尔•帕伦蒂对西藏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阐述。 在最近西藏有关事件中西方观点的碰撞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有相当大的隔膜。本文出自一位西方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希望他的阐述能够为这一争议的焦点带来佐证，并有助于弥合中国和西方对西藏问题认知上的鸿沟。
第一章 领主和喇嘛
宗教冲突有着血腥的历史。而每一种宗教又都向信徒们保证，会为他们带来内心的平和与喜悦。而没有哪种宗教象佛教那样更强调这一点了。佛教徒们说，与其他宗教难以容纳其他意见的野蛮行为相反，佛教不推崇狂热和教条。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讲，佛教更象一种能带来内心和谐与开悟的冥想和思辨，而不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宗教。它带来的是内心的和谐与了悟。它向我们指引通往正确生活的道路。通常，佛教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不仅局限于个人，同时也关注他人的幸福。佛教徒会试图抛弃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深化自身与其他人和其他事务关联的领悟。“有社会责任感的佛教”试图将个人的自由与负责任的社会行为结合起来，以期建立一个开明的社会。
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佛教派系和形式都摆脱了教条式的狂热，或是与其他宗教类似的暴力和对他人的剥削。在斯里兰卡的历史中有一段以近乎神圣的方式记录着的传奇，讲述的是上古时期一位佛教国王在战争中的凯旋。在20世纪，佛教徒之间，以及他们和非佛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在泰国，缅甸，韩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方都发生过。 在斯里兰卡，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和印地教的泰米尔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让双方都付出了大量生命的代价。1998年，美国国务院列出了30个世界上最暴力和危险的极端组织。其中一半以上是宗教组织，尤其是穆斯林，犹太教和佛教组织。[注1]
1998年在南朝鲜，Chogye（译者注：曹溪宗，韩国最大的佛教派別，为禅宗的分支之一，但近年來充斥派系争斗）教派的几千名僧侣用拳头，石块，燃烧弹和棍棒相互斗殴达数星期。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对韩国最大佛教团体的控制权，以及相关的每年920万美金的预算，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资产，和向各个基层组织指派1700名僧侣的权利。这场争斗破坏了主要的佛教圣地，造成数十名僧人受伤，其中有些伤势严重。韩国民众的反应似乎是对两派都鄙视，不管那边最终掌权，“他们都会把信徒的善款豪宅名车上。”[注2]
和其他宗教信仰类似，物质方面的腐败和某些领袖个人行为不端往往给佛教各教派内或之间的争端火上浇油。比如日本长野的善光寺，是一个有1400年历史，有很高声望的寺庙群。在主持（Komatsu）和主持统治下的一系列寺庙（Tacchu）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毒的争斗”。Tacchu的僧侣们指控Komatsu以寺院的名义销售书画作品中饱私囊。他们还为主持频频有女人陪伴而震惊。而Komatsu则对批评他的僧侣施以惩罚。这场长达五年的纠纷最终闹上法庭。[注3]
藏传佛教的情况如何呢？它是否能免疫于这样的争端呢？它所帮助建设的社会又如何呢？很多佛教徒坚持认为在1959年中国进行弹压之前，西藏是一片精神世界的净土－－完全不受现代工业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空虚的物欲和腐败等问题的困扰。西方新闻媒体、旅游书籍、小说和好莱坞电影把神权统治下西藏描绘成一个真实世界中的香格里拉。达赖喇嘛本人也称，在西藏，“佛教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广袤的处女地孕育了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我们享受自由和自足。”[注4]
然而对西藏历史的解读却展示给我们一个不尽相同的景象。“在旧西藏，宗教冲突是家常便饭。”一位西方的佛教徒这样写到。“历史为藏教喇嘛及其追随者们生活在忍让、非暴力、友善的香格里拉这一图景蒙上了阴影。实际的情况大相径庭。旧日的西藏更像欧洲宗教战争的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时期 [注5]。”在十三世纪，忽必烈树立了第一位“大喇嘛（Grand Lama）”,其凌驾于其他喇嘛之上的地位就象教皇与他的主教们之间的关系。几个世纪后，中国的君主派遣军队入藏支持当时25岁、雄心勃勃的“大喇嘛”。这位年轻的喇嘛后自封为达赖喇嘛（意为海洋）和全藏的统治者。具有讽刺意味的史实是：第一位达赖喇嘛是中国军队树立的。
他之前的两位“转世”喇嘛也被追认为达赖，因此真正的第一任达赖喇嘛史称达赖三世。这位实际上的一世（三世）达赖喇嘛没收了其他不属于他所在教派的寺院，并被认为曾销毁与他所崇尚的教义不相符的佛学文档。下一世达赖喇嘛则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有很多情妇，与朋友们纵情享乐，以及其他与转世活佛的身份不相符的事。由于这些不端的行为，他被属下的僧侣谋杀。在170年间，尽管达赖喇嘛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他们当中的五位死于治下的高级僧侣或其他朝臣之手。[注6]
几百年间，西藏的各个竞争教派之间充斥着严酷的暴力冲突和草率的杀戮。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面临后藏地区的强敌白教嘎举（Kagyu）教派最高喇嘛葛玛巴挑起的叛乱。五世达赖用严酷的手段对付叛乱者。他指示蒙古军队消灭所有男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如同以卵击石。。。总之，消灭他们的一切痕迹，甚至名字。”[注7]
1792年，很多嘎举寺院被没收，僧侣被迫归依为黄教格鲁派（达赖喇嘛的教派）。格鲁派，又称“黄顶”，并未表现出多少容忍和融合其他教派的意愿。如同黄教的传统颂词中所述“赞美你，黄教的暴力之神/把他们变为尘土/那些玷污和腐蚀格鲁教义的/大人物、高官、和凡人。[注8]（译者：译自如下英语Praise to you, violent god of the Yellow Hat teachings/who reduces to particles of dust/ great beings, high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who pollute and corrupt the Gelug doctrine.）”一位十八世纪西藏将军的回忆录中描述藏传教派冲突的残忍和血腥与任何其他宗教所经历的别无二致。[注9]这段冷酷的史实往往被当今西方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们所忽略。
宗教不但与暴力，也与经济剥削曾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通常是经济剥削引发暴力冲突。西藏的神权政治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在1959年以前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期，大部分的可耕地仍旧归各庄园所有，由农奴进行耕作。这些庄园为两个社会集团所有：富裕的俗家地主和富裕的喇嘛。即使是一位对旧秩序持同情态度的作者也认为“大量的地产属于寺院，大多数寺院都聚集了巨大财富。”许多财富是“积极参与贸易、商业和借贷活动”聚集的。[注10]
哲蚌寺就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它共拥有185个庄园，2.5万名农奴，300片大草场和1.6万名牧民。寺院的财富掌握在少数高品阶的喇嘛手中。大多数普通僧人生活朴素，并没有对这些巨大财富的直接使用权。达赖喇嘛本人则“在拥有1000个房间、高达14层的布达拉宫里养尊处优。”[注11]
俗家领袖过得也不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藏军司令，也是达赖喇嘛世俗内阁的一名成员，他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500名农奴。[注12] 旧西藏被一些西方的崇拜者描绘为“一个不需要任何警察势力的国家，因为其人民自愿遵守因果报应的规律。”[注13] 实际上，旧西藏有自己的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但主要被地主们当作宪兵用来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财产并追捕逃跑的农奴。
西藏男孩常常被从其农民家庭夺走，送入寺院接受训练成为僧人。一旦进入寺院，他们就终身为僧。僧人达希泽仁（Tashì-Tsering）曾报告农民的孩子在寺院里遭受性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他本人从9岁就开始不断遭到强奸。[注14] 寺院还征召儿童终生作为家仆、舞蹈表演者和士兵。
在旧西藏有少数的农民是自由民，另外大约还有一万名左右的商人、店主和小业主构成的“中产阶级”。还有成千上万的乞丐。还有一些一无所有的奴隶，他们通常是家仆，他们的后代也生来就是奴隶。[注15] 农村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农奴。尽管农奴在待遇上比奴隶稍好，他们也得不到学校教育或者医疗服务。他们一生都得在地主或者寺院的土地上无偿干活，或者维修其主人的房屋，或者运送粮食，采集柴火。如果需要，他们还得为主人提供运输和交通的畜力。[注16] 他们的主人告诉他们种什么庄稼、饲养什么牲畜。没有主人或者喇嘛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如果主人将他们租借到遥远的外地劳动，就得同他们的家庭分离。[注17]
与奴隶制不同，如同在自由劳动力体系中，农奴主对于农奴的“保养”没有任何责任，对于这样一件昂贵的财产的生死也没有直接的兴趣。农奴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又同奴隶制一样，他们依附于自己的主人，这就保障其成为固定、终生的劳动力，既不会组织起来、也不会罢工或者自由离开，而在市场体制下的劳动力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些农奴主因而享有两种体制的好处。
一位22岁的逃亡女农奴报告说：“漂亮的农奴姑娘通常会被其主人带回家作为仆人，并对其为所欲为”；她们“不过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注18] 农奴去任何地方都需要得到允许。地主在法律上有权力抓回试图逃走的农奴。一位24岁的逃亡农奴将汉人的介入视为“解放”。他作证说在农奴制下，他被置于无尽的劳作、饥饿和寒冷中。在第三次逃亡失败后，他被农奴主的手下无情殴打直至口鼻喷出鲜血。他还宣称，然后他们又往他的伤口上泼酒精和腐蚀性的苏打水以增加痛苦。[注19]
农奴结婚、生子和死亡都得纳税。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树或者养牲口也得纳税。参加宗教节日、集体舞蹈和鼓乐、入狱、释放等等都得纳税。找不到工作的人得缴纳失业税，去别的村子找活儿干得缴纳过路费。如果没有钱纳税，寺院就以20%至50%的利息借给他们。一些债务由父亲传给儿子又传给孙子。借债人如果无法履行义务还面临成为奴隶的危险。[注20]
神权的宗教教义巩固了这个阶级秩序。教义告诉穷人和受苦人，他们今生遭罪是因为前生的冤孽。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今生的苦难，因为这是孽报，只能期望来生命运更好。而富人和权贵则认为自己的富贵是前生和今世德行的回报和证明。
西藏的农奴并不都为迷信所蒙蔽，看不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正如我们所知，不时有农奴逃窜的情况发生；部分还会聚集反抗，但是失败的后果十分严重。封建制的西藏，刑讯和残害——包括挖眼、拔舌、挑断经脉和截肢——常被施加于小偷、逃窜或者反抗的农奴。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藏之旅里，Stuart和Roma Gelder采访了一个前农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走了两只寺院的羊。为此，他的双眼被挖，手也被残害，不能用了。他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佛教徒：“当一名神圣的喇嘛指示把我的眼睛弄瞎的时候，我再也不相信宗教有什么好处。”[注21]因为佛教认为夺取人生命是不符教义的，那些罪犯们只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然后被抛弃在寒冷的夜晚里等死，让“上天裁决”。“西藏和中世纪的欧洲很相似。”Tom Grunfeld在关于西藏的著作里得出结论。[注22]
1959年，Anna Louise Strong参观了一个刑具展，这些刑具都被以前的西藏领主使用过。这里有各种型号的手铐，包括给小孩用的小型号，还有各种切鼻割耳、挖眼、砍手、断腿的刑具。还有各种烙铁、鞭子和不同的挖取内脏的工具。展览还展出了一些照片和因偷窃曾被弄瞎、伤残和截肢的受害者的证词。有一个牧民，因为主人欠了他的银元和小麦却不肯偿还。所以他抱走了主人家的一头牛。就因为这个，他的双手被砍。另一个牧民，因为反抗领主带走他的妻子，双手被废。还有照片显示，一些共产主义分子被割掉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名妇女除了被割掉鼻子，之前还遭受强奸。[注23]
更早一些访问西藏的学者还关注了神权专制。1895年，英国的A. L. Waddell博士曾描写道，藏民们生活在“难以置信的神权专制下”，僧侣们编造的恐怖的迷信笼罩着人们的心智。1904年，Perceval Landon描述达赖喇嘛制定的规定就像“专制的发动机”。同一时期，另一名英国游士W.F.T. O’Connor上尉发现，“大地主和僧侣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执行着不容反抗的专制”，而人们则“被不断膨胀的寺庙势力和僧侣残酷压迫”。西藏的统治者“宣扬着恐怖的传说，在大众心中建立迷信的地位”。1937年另一位访者Spencer Chapman写道，“喇嘛们并没有为帮助和教育人们作任何工作……路边的乞丐跟喇嘛们没有任何关系。知识是喇嘛们守护着的特权，并用于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富。”[注24]和我们期许的正好相反，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远非浪漫的香格里拉，那个西方佛教徒们歌颂的地方。